节育环的悖论
在西方社会,各种避孕器具往往被看作是女性追求生育自主的伟大成果,而在中国,避孕器具则时常被视作对自由的禁锢,是加诸于女性身上的一个讨厌的东西,而在宫内节育器身上,这种冲突体现尤为突出。
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中国的计生政策选择了宫内节育器作为一个控制人口的重要实现方式。
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 2007 年发布的大规模调查数据,宫内节育器占据了中国夫妻节育方式的 49.79%(那之后再也没有过这种大规模的调查了)。
与避孕药相比,宫内节育器并不是一个女权运动者喜欢的避孕方式,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装置包含了一个悖论,它赋予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决定权,同时,它又剥夺了这一权利。
承受生育之苦的女性曾对避孕方法「偷偷」赞成,却终因简单粗暴的推广而迁怒于了这种避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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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胡桂香的毕业论文中提到:「起初(1960 年代),村民们,尤其是妇女,因为生育的负担,晚稀少的节制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欢迎,比起丈夫或者婆婆等等其他家庭成员,妇女本身对生育控制的态度更积极,她们不只是政策的被动接受者,在这场运动中,有时政策与妇女结为同盟,一致抵抗传统父权制的多子观念……」
当时的妇女对节育这件事情并没有过分的抵抗,然而,药具供应不足、使用起来不够便利、以及节育教育不到位成了当时计生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
当时的报纸上尚能找到不少关于避孕药具供应量少的零星新闻,「农村仍然买不到阴茎套,群众很有意见……」
那个时期的另一个特征是,长效的节育措施中几乎只有男性结扎。这是因为女性避孕手术的技术要求较高,而输精管结扎,「手术简便,毋需住院」。
即使在倾向于将男性结扎等同于「阉割」的农村,男性结扎手术也并不像今天这样罕见。我家乡的一位农村大妈甚至跟我回忆起,「最开始,都是男的拉去结扎的,村干部带头。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就变成了女结扎、上环……」
根据《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与农村妇女》,上世纪 60 年代,主要只有城市女性可以享受到的宫内节育器的「高科技」,把这个装置引入农村,大约是从 70 年代开始。
为什么当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会选择宫内节育器?
很多基层计生工作人员给我们的答案是:这是在工作中自然而然的选择。
在一篇社会学论文中提到:「对计生干部来说,上环对人口控制有更好的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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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的避孕节育专家吴尚纯向我们回忆:「七八十年代刚刚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时,发展比较成熟的长效可逆避孕措施只有宫内节育器。另一种长效可逆方法皮下埋植是到 80 年代末才得到推广应用的」。
不过,所有这些专家和医生们都没有提及的一段关于宫内节育器的历史是,1962 年,由致力于优生学的非政府组织人口理事会支持,在纽约城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宫内节育器大会上,大会主席 Alan Guttmacher 慷慨激昂地说:「遏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效果总是那么缓慢,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所提供的节育方法是西方式的,它们只适用于控制个体的生育,却不是足以用于一国。」
那位主席先生的意思是:西方当时风行的避孕器具是口服避孕药、屏障避孕法(避孕套、阴道隔膜等),这些都需要有一定文化水平且有节育意愿的妇女才能正确地坚持使用。
他认为:只有宫内节育器这类不需要使用者做任何操作的长效可逆避孕方式才有可能是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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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节育器厂家-华氏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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